兵部郎中、监泰州税曹匪躬弃市。
乾德四年：光禄少卿郭玘坐赃弃市。
乾德五年：仓部员外郎陈郾坐赃弃市。
开宝五年：右拾遗张恂坐赃弃市；殿中侍御史张穆坐赃弃市。开宝六年：杀右拾遗马适。开宝七年：太子中舍胡德冲坐隐官钱，弃市； 太子中允李仁友坐不法，弃市。
开宝八年：知桂阳监张侃发前官隐没羡银，追罪兵部郎中董枢、右赞善大夫孔璘，杀之。
从《宋史·太祖本纪》我们可以看到，赵匡胤本人就从来没有放弃过用死刑惩治士大夫。深谙帝王之道的他明白，有恩德才有感召力，有威仪才能杜绝不臣之心，恩威并济才是御下之道。已是成熟帝王的他又怎么会自缚手脚，赵匡胤不会那么蠢。
英明神武的赵匡胤之所以立誓碑，那是有原因的。让我们从赵匡胤的视角出发，看看到底他想实现什么意图。
大宋王朝需要一个庞大的、且不会造反的群体作为统治工具，皇帝是没有办法一个人直接管理亿万百姓的，必须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群体作为中间管理阶层。汉、晋、唐的皇帝都是和士族共治天下，却被时时反噬；五代十国时期，皇帝选择的是军官集团，可赵匡胤的亲身经历证明，这个集团太过危险。
赵匡胤选择的是士大夫集团。所谓士大夫，是一帮靠共同的精神追求而走到一起的人，其核心价值观概括起来就是“忠、孝、仁、悌、义”。“忠”在首位，《礼记》说士必须是“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要求官员们要有职业道德，对待君主一定要忠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从思想基石上就忠于皇权的群体。士大夫集团精神上是团结的，但在血缘纽带上又是松散的，这就很难联合起来形成一股能威胁到皇权的力量。
怎么能够长期控制住这个有知识、有理想、有操守的庞大群体呢，心理学大师赵匡胤用了三个逻辑，彻底拿捏：
这第一个是“关于恩义”的人性逻辑。赵匡胤在太庙的誓碑，等于把一份施恩的合同公之于众。
不要担心士大夫不知道这个碑文内容，一块黄布盖一下而已，在整个大宋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宰相吕大防、蔡确赞誉过，陆游记载过，大臣曹勋称颂过，宋哲宗、宋孝宗都亲口谈及过。这份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