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更戍法，而此时各地藩镇已经无反抗之力，只能乖乖就范。自此，天下再无可造反之兵，自汉朝以来武将造反割据的毒瘤就此切除。
明朝也沿袭了差不多的分拆军权的制度，都督府负责练兵，兵部负责调兵；军队平时屯戍卫、所，战时大将领兵出战，战罢兵归卫、所，也是为了避免给大将留下拥兵自重的机会。
很多史学家评论，就是因为赵匡胤分拆军权和更戍法，让军队战斗力快速下降，华夏民族才就此结束了汉唐以来的对外进取姿态，转而进入了封闭自守的宋明时代，中国再也没有了更为辽阔的版图。
但其实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你要是想强兵强军，那就不能分拆军权，还就得把管打仗的统兵权和管晋升的掌军权合并，让士兵的个人命运和打仗军功直接关联，只有这样，打仗的时候士兵才能用命；也就不能用更戍法，就得让将领长期掌兵，只有这样，士兵才能真正听命于将领去好好训练，军队才能有战斗力。
但如此一来，军队必然要交给个人掌控，时间一长就难免会出现骄兵悍将，汉末、晋末、唐末、五代十国就都连续出现了将领的权大欺君。南宋时期为了抗击金军，暂时把军队交给了将领统领，立即就爆发了“苗刘兵变”。
而你要是想抑制武将，就必须分拆军权，甚至实行更戍法，那么部队战斗力就会一步步变差。这是人性决定的，练军的时候将领三年就走了，打仗的时候率臣又管不了职位晋升、荣华富贵，无法形成有效约束的军队就只能养出一批兵油子兵混子。
赵匡胤活着的时候，禁军老底子还在，他经常御驾亲征，经常亲自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部队战斗力问题还不明显；赵匡胤一死，宋军战斗力就开始慢慢拉胯。
纵观三千年军事史，强军之路永远在集权与分权的钢丝上摇摆。汉尼拔的坎尼会战证明，独裁军权能创造战争艺术巅峰；但凯撒渡过卢比孔河的时刻，也预示这种模式的毁灭性反噬。赵匡胤的伟大与局限在于，他试图用制度封印这种悖论，却不知自己正重演普罗米修斯盗火的命运——既带来文明的火种，也释放出失控的烈焰。
神策军废墟上的蟋蟀仍在鸣叫，它们不懂为何人类总在\"防止作乱\"与\"渴望强军\"之间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