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处理。”所长说着又点了颗烟，“我理解你的想法，人在你手里，你得对他负责，但责任分个轻重缓急，更分个力所能及和力所不能及。上面拨下来的经费就那么点儿，大伙儿的加班费和改善伙食还得靠自己创收呢，真要做手术，拿什么给他做去？”
杜湘东便说：“明白了。”说完转身就走。
所长在后面又跟了一句：“还他妈不如打仗呢，起码弹药管够。105榴弹炮，一枚炮弹就得上千，看见哪个山头有动静，先轰丫十万块钱的。”
以前也听所长讲过打仗，说的都是大动脉里的血一喷一丈多高，或者步兵脑袋让弹片削掉了一半还往前冲锋，也有狙击手锁定了一个小兵，从瞄准镜里看见人家长了俩乳房，就哆嗦着扣不动扳机了。从没想过战争也能从钱的角度理解，看来往事的面貌是多变的，取决于你眼下正在琢磨什么事儿。所长的话让杜湘东哑口无言。他出了办公室，才又想起今天是该和刘芬芳打电话的日子。俩人有个约定，再忙也得每个礼拜通一次电话。制定并强调这一原则时，刘芬芳曾说：“就是因为远，所以怕你把我忘了。”好像北京城里与郊县之间隔的是千山万水。可自从上次刘芬芳挂电话，这习惯就中断了将近一个月。不仅如此，就连再去冷库交接冰棍棍儿，也见不着刘芬芳了。换她来的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大姐，见着杜湘东就翻白眼儿：“你又怎么欺负母们芬芳了。”非要说个“又”，好像他常年都在欺负刘芬芳；非要把“我们”说成“母们”，好像在提醒他，这才是郊县人的标准口音。而一拖再拖，就把杜湘东拖毛了。他想，不管怎么样，今天得先和她说上话。
于是他没回办公室，拐到了管理科。以前打电话，大都是刘芬芳给他打，这是因为看守所里叫人接电话虽然费周折，但好歹是几十个人使一条线，不像食品公司，电话与人的比例高达二百比一。杜湘东看看表，估摸着刘芬芳已经上班，就打库房电话。果然不通，不通再打，座机转盘把手指头都磨疼了，这才插进一个空去。接电话的又是一大姐，悠着荡秋千似的腔调问他找谁，杜湘东说找刘芬芳，对方说今儿活儿紧，忙着呢，上班时间不能接电话。杜湘东便赔着小心求人家，说有急事儿。大姐说再急能有五百条猪腿的事儿急？再不入库下个礼拜保证全臭了。杜湘东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