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困惑不已的情况。在塞瓦斯托波尔港，他们发现俄军的战舰在浓雾中虚实难辨。原来，这是波将金精心设计的心理战术，他利用镜面反射原理制造出舰队的幻影。这一战术成功地迷惑了土耳其军队，让他们摸不清俄军的真实实力。当奥斯曼斥候将这一情况回禀君士坦丁堡时，俄国特使已经通过维也纳渠道向欧洲宣布“基督教文明在克里米亚的胜利”。这一宣告不仅在国际上提升了俄罗斯的地位，也为女皇的统治增添了一抹荣耀的色彩。
三、启蒙思想的枷锁
叶卡捷琳娜早年与伏尔泰通信，努力构建自己开明君主的形象。然而，在 1770 年代，这一形象逐渐显露出裂痕。1773 年，狄德罗访俄期间，敏锐地发现女皇将《百科全书》学说裁剪为专制统治的工具。女皇表面上赞许“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实际行动中，却默许贵族对农奴施以私刑，农奴们根本无法享受到平等的权利。她推崇“理性治国”，却将东正教主教院改组为思想监察机构，对人们的思想进行严格的控制。
1775 年，莫斯科大学增设了“道德审查讲席”，这一举措进一步限制了思想的自由传播。所有的启蒙着作都需要经过斯拉夫古语转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是被篡改为《臣民义务论》。这种对启蒙思想的歪曲和打压，使得俄罗斯的启蒙运动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启蒙思想被紧紧地锁在了专制统治的枷锁之中。
四、教育实验的双重性
为了塑造新帝国的精英，女皇在 1764 年于斯莫尔尼宫创立了贵族女子学院。然而，在 1774 年，学院却增设了农奴出身者禁入的条款，这一规定使得教育资源被牢牢地掌握在贵族手中，农奴的子女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
更具争议的是“国家育婴院”计划。弃婴被强制编入军事化的养育体系，六岁时就会按照骨骼特征被分流为士兵、工匠或官吏。1775 年的巡查报告记载，梁赞省育婴院的幼童在背诵《训谕》时，会无意识地重复“服从是最高美德”。启蒙教育家诺维科夫严厉地斥责这一计划为“制造温顺绵羊的流水线”。这一教育实验既体现了女皇对培养帝国人才的渴望，又暴露了其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本质，具有明显的双重性。
五、普加乔夫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