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入了攻击王珪的政治阴谋。元丰末年，又主导了张商英案。
怪的是，舒亶虽是新党，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党人，也因此，在元丰末期，他舍弃党派利益而劾张商英。
到了元佑朝，旧党执政，舒亶被一贬再贬，从御史中丞高位跌至国子监丞。
如此断崖式贬官，仕途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意外的是，小皇帝居然点了他作本科同考官，又是几个意思？太皇太后因病不理政事，皇帝提前亲政？
皇家之事不敢多想，其中牵扯太大，绝对是个天坑。
但对疯狗似的舒亶，刘安世是颇为不齿的。纵观其在高位时，疯狂攻讦朝臣，数度为人利用，成了政治斗争的急先锋，政治立场左右摇摆，时常作出些不明之举，殊为不智。即便刘安世自己有“殿前虎”之称号，也是极瞧不惯此人的龌龊卑劣手段。
当然，政治立场不同，孰对孰错原无定论，关乎本心罢了。
至于王棣，刘安世的心情很是复杂。
对这个惊才绝艳的后进，他是真心欣赏其才华的，可问题是此子乃王安石之孙，这个身份容不得他不多虑。事实上，先前便有人吹过风，让他罢黜王棣，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若这样做才是违背了他的本心，打压后辈之事他不屑为之。
当初，他中进士后不选官，而是从学于司马光。在老师那里他不仅长了学问，更学到了为人处世之道。作为司马光的得意弟子，刘安世也悉数接收了老师的政治理念与主张，对新法深恶痛绝。
元佑以来，执政大臣多给与亲戚官职，刘安世说：“祖宗以来，大臣子弟不敢受内外华要之职。自王安石秉政，务快私意，累圣之制，扫地不存。今庙堂之上，犹习故态。”猛烈抨击王安石执政时的任人唯近，以为其时朝野之乱皆由王安石起。
但王安石是王安石，王棣是王棣，“祸不及妻儿”，该如何区分对待，他是真没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