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的先河。
要知道王安石变法时为打击元佑党人而制造的乌台诗案，受牵连的仅苏轼一人而已，最后还由于曹丹姝求情，贬官也只是贬到湖北黄州。至于司马光本人，虽然在变法期间离开朝堂，但依旧可以安心着书《资治通鉴》流传后世。相反在打击熙宁党人的时候，株连之广早就超过了乌台诗案，就连元佑党人中的自己人吕大防都说，此风一旦形成，恐怕日后我们也会享受这种待遇，因此积极为蔡确求情。
作为旧党元佑党人的总后台，高滔滔完全支持司马光废除所有新法，不管是不是对国家有利，只要是新法就统统废除。这种不顾国家利益，只求路线正确与否的施政方针，彻底葬送了赵宋崛起的希望。
事实上，王安石实施变法以后，国防上的两大举措就是裁兵法和将兵法，凡是满五十岁的士兵必须退役，定期还举行体能测试，中央禁军不合格的士兵就调到地方厢军，若还不合格就予以辞退，同时重新整编全国军队，每支部队专门配置负责军事训练的将领，不影响换防，地方也不得干涉。
经过王安石的这一番改革，北宋军队战斗力达到建国以来顶峰，熙宁五年，大将王韶率领宋军出击熙河，即今天的甘肃临洮一带，收复熙州，河州，洮州，岷州，叠州和宕州共六州，对西夏形成包围趋势，证明了王安石变法在国防上的成功。
但是废除新法以后，赵宋军力再次陷入一蹶不振，而且还向西夏割让陕北安疆，葭芦，浮图和米脂四寨，妄图以割地求和平。结果呢，养虎为患罢了。
为了解决大宋财政困难的根本窘境，王安石通过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的改革方针，一边进行开源，另一边则限制大资本和豪强，并且精简地方官员，减少不必要人事开支，成果也是极显着的。毕仲游于元佑元年《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中说道：“今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之钱粟，无虑数十百巨万。如一归地官（指户部）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用。”
坦率地说，高滔滔本人廉洁，对家人要求很严，为自己家族修建宅院，用的都是自个积蓄，不用公家一分钱，对于侄子想借她影响力要更高待遇的想法，高滔滔也予以拒绝。所以女中尧舜虽然是司马光的吹捧，但就领导者个人品质和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