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出皇权神圣的意识。
而《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忠厚、仁义、宽政爱民，又是“汉室之胄”，政统与明君合为一体。曹操是乱臣贼子，奸诈、残忍、暴虐，是无恶不作的暴君典型。“拥刘反曹”的思想内涵之一，便是儒家的仁君理想与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反暴政、反黑暗，崇尚光明的思想情感相结合的反映。
这样一本小说，可以说是出现的太及时了，恰好迎合了当世的主流观点，不仅是平民百姓竞相传扬，士子官宦亦是站在政治的高度纷纷点赞。
一时间，满城尽闻“东汉末”，众口皆赞“刘关张”，“三国风”引爆全城，接着席卷曼蔓延开来。
便是数百里之外的苏轼也是听闻此书，特地托人从金陵购回。王棣此次杭州之行携带了全套《三国演义》作为奉礼。
苏太守倒是沉得住气，直待某日稍有闲暇方问及此事：“王三郎，你还不从实招来？”
面对老苏的兴师问罪，王棣只摊摊手，撇撇嘴，回以沉默。
早知道会这样啊，招什么？事实胜于雄辩。
《三国演义》总共百二十回，分十二卷刊印，这时市面上刚发行到第十卷。王棣让“染墨轩”先印了末两卷的样书送与苏轼，可谓是诚意满满。
苏轼爱读《三国演义》，并去信王安礼询问“品涩居士”其人。王安礼是知晓此中辛秘的，却未正面回复，只说问王棣即可。
事实上，《隋唐演义》上市后，王棣便告知家里长辈有关事宜。不好隐瞒了，猛然往家里拿了数百两银子，这算是巨款了，总得有合适理由吧。
三郎竟是“品涩居士”？老夫人及王安礼等人乍听之下，也是懵圈了，好不容易才完全消化。欣喜之余，亦与王棣一般不欲传扬此事。此时旧党执政尽废新法，一干别有用心之辈对王安石一脉可是千方百计地寻错、挑刺。王棣若是做了这出头鸟，只怕会被针对，且待时机成熟吧。
不过，苏轼不同。
他虽属旧党，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反对变法。
开初，他与司马光都觉得坚守“尧舜时代”和“孔孟之道”这些祖宗之法社会就不会出乱子。
但两人最大的区别便在于司马光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苏轼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