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不仅是实用的铭石书，更是具有艺术价值的书法创作。
徐季的隶书艺术建立在对汉隶传统的深入继承之上。他深谙汉隶“中锋用笔”的精髓，笔力沉雄厚重，线条饱满圆劲，如“古鼎沉雄，璞玉温润”。在笔画处理上，他对“蚕头燕尾”的典型特征进行了个性化演绎——“蚕头”取势含蓄，不事张扬；“燕尾”收笔利落，略带飘逸，避免了汉隶后期某些作品过于程式化的弊端。
同时，徐季又顺应西晋书法审美取向的变化，在隶书中融入了新的艺术元素。他借鉴楷书的某些笔法，使隶书的转折处更为流畅自然；吸收行书的笔意，增加了笔画间的呼应与连带，让作品更具书写性和节奏感。这种创新使得他的隶书既不同于汉隶的古朴雄浑，也有别于同期楷书的规范严整，形成了“典雅流丽、古意新声”的独特风格。
《书断》评其隶书“体法精详，笔力稳健，有钟（繇）蔡（邕）遗风，而自成机杼”。这一评价既肯定了他对传统的继承，也认可了其艺术独创性。钟繇是楷书之祖，其隶书亦含楷意；蔡邕是汉隶大家，创“飞白书”。徐季将两者的艺术特质相融合，在隶书领域开辟了新的境界。
在西晋书坛，徐季的隶书虽不如卫瓘的章草、索靖的草书那般声名显赫，却在特定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丹阳及周边地区的碑刻、墓志书法受其影响颇深，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隶书风格流派。这种风格不仅影响了西晋时期的地方书法发展，对东晋乃至南朝的铭石书也有一定的辐射作用。
徐季的隶书艺术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他处于隶书从汉代鼎盛期向后世演变的过渡阶段，其艺术实践体现了隶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自我调整与发展。他对汉隶传统的坚守，为后世保留了隶书的核心艺术基因；而他的创新尝试，则为隶书在新书体崛起的时代中找到了继续生存的空间。
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徐季的书法真迹已失传殆尽，我们只能从文献记载和后世书家的转述中想象其风采。但《书断》等典籍对其艺术成就的记载，以及他在地方书法发展中的实际影响，足以让他在西晋书法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他如同隶书长河中的一颗遗珠，虽被历史尘埃暂时掩盖，却依然散发着独特的艺术光芒。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