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格非望了一眼唐国昌这家徒四壁的光景，非常心疼的说到“唐大人即是这里的知县，为何屈居于此啊？更令我生奇的是，汝居于此等陋室，为人却如此豪爽，实在非常人之不能为也。”
唐国昌解释道“人之居若何，不代表人之本性若何，实是我从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况我只是此地候补知县，上任也尚无多少时日。月俸等尚不足以购置宅院。”
李格非听了这些，更觉得唐国昌本人不简单，性极高明，实非一般衙门之人，“唐大人自是不能与一般人相比，若是其他人，一人在外逍遥快活，让自己妻子吃苦受累，非尚不屑与之结交。唐大人必是有诸多难言之隐，或不是昨日酒席之场合可以一吐为快的事情。今日可否聊以相叙？”
唐国昌见李格非执意追问，也知道李格非之声名乃是一个礼厚之人，便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一道来“十五年前，我随甘地流民入汴京，见识流民皆是一些吃不饱饭的乡里，并非执意要反朝廷之人，只是中间有人蛊惑，我也被裹挟与其中，我偷偷记述流民之惨遇，本欲写书报于王安石大人，结果书还未报，后来流民之乱失败，一个个即被下狱或就地正法，我当时并未受此牵连。然我在汴京参加科举，得一功名，本即为京官，当勉力为朝廷办事，谁知过两年即有人告发，诬我与流民有瓜葛，还拿出我当年与流民之中所记述文章，若非王安石大人和诸位同僚相继作保上奏，难得留一性命，但被革去功名，遂流落他乡，远走天涯，便到这一处做一个不入官籍的小职。期待有朝一日能有掌权者引荐入仕再图为国效力，为百姓谋福。”
李格非听罢十分诧异，“似唐大人此等婉转低回之命运，实在惊异，只是你既是十几年前朝中为官，我却不知。”
唐国昌解释道“我只是朝中小官，领宰相府主笔，只参与记录新法之事，只因宰相新法勾及太多利益，但是一般贵官并不愿直接与宰相争锋。但我只区区一小只，并无任何后盾可言。反对者见掰不倒宰相，就拿我这种小人说事。最后以参与流民暴乱被革去功名，抹去事迹，一切皆难查证。”这里的宰相指王安石。
李格非方才醒悟，细细打量着唐国昌，料应该说的不是假话，又问道“你这些事，可有和王迥，崔僚，李禧，董荣等人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