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像电子厂的流水线。当警察拿出染血的旗袍照片时，常秀芳摸着左耳垂的疤说：“以前总想着，等孩子大了，日子就会好起来。后来发现，有些男人就像生锈的钉子，扎在肉里只会越烂越深。”
看守所的床板有股霉味，却比家里的炕干净。常秀芳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形状像极了女儿画的太阳。她想起最后一次给女儿梳辫子，女儿摸着她手腕的淤青问：“妈妈的手链怎么每天都变颜色？”她笑着把辫子绕成蝴蝶结，说：“这是妈妈跟月亮借的颜料。”现在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却照不亮出租屋的炕，只照亮看守所铁窗的栏杆，像排整齐的刀疤。
庭审那天，苏州下着蒙蒙细雨。常秀芳看见聂家人坐在旁听席，婆婆用手帕捂着嘴，不知道是哭还是嫌法庭的消毒水味。法官问她有没有最后陈述，她望着窗外的法桐树，叶子上的雨珠滚成串，像极了巷口小馄饨汤里的葱花。“我只是想让他知道，”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空旷的法庭里回荡，“女人不是案板上的肉，想剁就剁。”
散庭时，法警递来一封女儿的信。常秀芳摸着信纸上的泪痕，忽然想起分尸那晚，她把染血的旗袍塞进了行李箱。现在女儿说，旗袍已经洗干净，收在衣柜最上层，等她回家穿。可她知道，有些东西洗不掉，就像聂明辉留在她身上的疤，还有那些年的辱骂，早跟血肉长在了一起。
梅雨季结束的那天，看守所的玉兰花开了。常秀芳望着铁窗外的蓝天，忽然觉得，月光下的行李箱虽然沉重，却比装满辱骂的家干净得多。她摸了摸手腕上的淤青，这次的伤，或许能在牢里慢慢养好，而心里的伤，就跟分尸时的锯子声一样，虽已远去，却在记忆里刻下了永远的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