浇水——她男人在山西挖煤，胸脯子在汗衫底下晃啊晃的……”他说第一次作案时，手抖得系不住裤腰带，用围裙蒙着脸，生怕被认出来，结果翻墙的时候被枣刺划了道口子，回家老婆问起，他说是被收废品的铁丝刮的。
“后来发现没人报案，胆子就大了，”魏新雕的声音越来越低，“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个大侠，飞檐走壁的，那些女人看见我就发抖——其实我心里怕得要命，每次作案前都要喝半斤酒，完了还得在野地里躲半宿，怕被人撞见。”老陈听着这些话，突然觉得眼前这人不是什么“大侠”，不过是个被欲望和怯懦腌入味的可怜虫。
指认现场那天，魏新雕站在小张家门口，看着新砌的三尺高墙，突然笑了一声：“当初我还纳闷，这墙怎么越砌越高，敢情都是给我修的路啊。”话没说完，旁边围观的赵寡妇冲上来，抄起手里的笤帚就打：“你个挨千刀的，当年还说给我送化肥钱！我等了三年，化肥影子都没见着！”人群里响起一阵哄笑，可笑着笑着，有人抹起了眼泪——这些年担惊受怕的日子，终于到头了。
法庭上，魏新雕的辩护律师说他是“受不良影像影响，心理扭曲”，可坐在旁听席的小张看着这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突然想起被掐住脖子时，闻到的那股劣质面粉味。她知道，有些伤疤永远不会愈合，就像村口那棵被雷劈了一半的老槐树，虽然还活着，可每道年轮里都刻着那年夏天的噩梦。
判决下来那天，彭山村放了整整一挂五千响的鞭炮，红纸碎像落英似的铺满青石板路。有人看见魏新雕的儿子蹲在村口，手里攥着没发出去的喜糖，糖纸在风里哗啦哗啦响。那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
魏新雕被押上警车那天，他老婆蹲在院角的老槐树下，拿把生锈的剪刀狠命铰着围裙带子。那是条蓝底白花的粗布围裙，还是儿子结婚时她特意扯的新布，如今被铰得七零八落，像堆被踩烂的扁豆花。“你说他脑子是不是被废品站的破电视给腌坏了？”她逢人就唠叨，手里的剪刀咔嚓咔嚓响，“当年在青岛，他捡回来台带色儿的破录像带，非说能学做生意——呸，学的全是男盗女娼的勾当！”
看守所的铁皮窗棂上结着冰花，魏新雕裹着灰扑扑的棉袄，盯着墙面上晃动的树影。管教给他送来上诉材料时，他正用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