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点道理。”
可当时的我却没有参悟透这些，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凭借着我的模糊记忆，按着包裹上的地址，在一些豪华的别墅小区逢人便问，但最终也没找到一个叫徐菲儿的人。
也许徐菲儿根本就是她的化名。
我就像丧家之犬一样踟蹰在街头，口袋里已经不名分文。
白天，我从垃圾箱里翻找别人扔掉的残渣剩饭。
夜里，我就睡在高架桥下。
我一路走，一路寻找，最后变成了一个邋遢、猥琐的流浪汉。
终于有一天，我这个“三无人员”被警察送到了收容站。
收容站的管理人员循谆善诱，终于撬开我的嘴巴，知道了我的来处。
他们在问我谁能来接我时，我想了半天，最后报出了师父付红军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师父几天后来到收容站，把我接了出去。
师父看到我的第一眼，竟然禁不住痛哭失声。
因为我已经骨瘦如柴，脏兮兮的没了人的模样。
他把我带到酒店洗了澡，换上了干净衣服，又到美容店理了发。
他没有问我为什么沦落到这种境地，也没有问我下一步的打算，就把我领回了他已经有了些规模的厂子。
直到我基本恢复如初之后，他才和我这个在厂子里白吃白住的闲人谈起未来。
他把我带出了这段人生的至暗时刻，也为我指明了人生未来的航向。
2005年，我已经是同祥镇的副镇长，分管全镇的工业。
市里组织了一次去深圳的学习考察，还捎带着搞一些招商引资。
我再次踏足这块伤心之地。
我在接待酒店遇到了暌违已久的史平松，他当时是深圳一家电子厂负责接待的经理。
当天晚上，我们俩个单独找了一家酒店述旧。
略有醉意后，我们提起了何雅惠。
最后，他提到了次日的行程。由他们的老总带着我们到厂子里考察生产线的运行情况，再具体谈一下到东北的投资意向。
借着酒劲，他和我谈起了他老板的逸闻趣事。
他的老板是一个香港人，几年前在这里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