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需要民众对‘共同体’的高度认同。”
长安大学的实验室里，人工智能专家正在进行模拟推演。当系统将a国的社会结构强行植入大唐共富模型时，整个虚拟社会瞬间陷入混乱；而将日本的数据导入，虽未崩溃，但效果远不及本土实践。“这就像给古代战马装上量子引擎。”研究员指着屏幕解释，“技术再先进，若没有适配的底层逻辑，反而会引发排异反应。”
在北美大陆的唐裔社区，一场别开生面的研讨会正在进行。老华侨陈阿婆戴着智能老花镜，翻着泛黄的族谱：“我爷爷那辈人刚到新大陆，就自发成立了‘义庄’，谁家有难大家帮。这和现在的共富政策，骨子里是一个理儿。”她的话引发共鸣，年轻企业家纷纷展示自己的企业分红方案——利润的30自动转入社区发展基金。
李浩哲突然收到紧急报告：a国某州爆发大规模工人罢工，抗议政府推行的“共富税”。他调出罢工现场的全息影像，举着标语的工人喊着：“我的财富凭什么分给懒人！”对比大唐民众自愿参与“共富工程”的画面，文明基因的差异展露无遗。
“真正的制度精髓，不在于条文本身。”李浩哲在全球直播中说道，“就像《永乐大典》正本，若不理解其中的创新思维，抄写千万遍也无济于事。”他展示大唐的教育体系：从小学开始，学生就要通过vr体验“商鞅变法”“墨家兼爱实践”，培养集体责任感。
夜幕降临，长安的量子灯塔照亮天际。总统府的书房里，李浩哲望着先祖李浩澜的画像，智能眼镜突然弹出新消息：日本某民间组织放弃模仿制度，转而研究大唐文化根源。他欣慰地笑了——或许当其他国家不再执着于“技术移植”，转而探寻文明内核时，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共富之路。而大唐的实践，终将成为人类文明探索的重要坐标，证明制度创新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一场与自身文化基因的深度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