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人呢？就像现在，很多非常厉害的学者，40岁成为杰青、50岁当选院士，就开始脱离科研一线，去当大学校长、副校长了。为什么就不能纯粹一点？”
徐生洲笑了笑：“是啊，为什么就不能纯粹一点呢？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那你的结论呢？”
徐生洲道：“这个问题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电影、看电视，老喜欢问大人，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除了影视剧的脸谱化外，我们小孩子往往会通过其好人、坏人的身份，来推断他做事的动机和目的。我们很难容忍做了坏事的好人，以及做了好事的坏人，认为他们混淆了我们善恶分明的价值观。后来长大了、见识多了，才知道世界上最多的，是会做坏事的好人、会做好事的坏人，以及很难说清好坏的普通人。至于那种纯粹的好人、纯粹的坏人，反倒是万里无一。”
刘瑾瑜若有所悟：“我们希望的纯粹，就像康托尔集合论，非此即彼。事实上却存在着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罗素悖论，让我们构建起系统、严密的数学科学大厦的梦想落空！”
徐生洲点点头：“事实就是这样。按照我们合理的想象，大学应该由专业的、懂得高等教育学的管理者来管理，科研人员只负责专心从事科研。但实际操作中，纯粹的管理者很难让众多的科研工作者信服。比如我不是数学专业的，跟大家说，燕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每年都能发表五、六篇‘四大’，我们神州科技职业学院也争取每年发一、两篇吧！大家会觉得很可笑。但如果我是数学专业的，我就会考虑像我们这样的学校发‘四大’是否可行，像刚才那样的话能不能说。而如果我是数学的杰青、院士，我跟大家这么说，大家就会更容易接受，会认真考虑我的提醒是否可行。
“同样道理，现在搞科研都是集体作战，很少再像一百多年前那样，或者像我们搞数学这样，单枪匹马，挑战风车巨人。如今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动辄三、四个子课题，五六、七八个单位共同协作，如果没有懂管理的科研组织者，任务怎么布置？项目怎么推进？成果怎么整合？”
刘瑾瑜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不搞科研的管理者，往往管理不好大学。而不懂管理的科研人员，也往往搞不好科研。”
徐生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