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龚永康更入戏了。他叹了口气，肩膀微微垮着，一副心力交瘁的模样：
“千错万错，都是我指挥不力的错。其实我早料到有人会打王阳阳的主意，特意批了条子，把孩子安排在彦林最好的五星级酒店，住总统套房，还派了三个精干警员二十四小时贴身保护。我想着，孩子刚没了爷爷奶奶，不能再受委屈。”
“可我千算万算，没算到下手的是同村的乡亲。李大硕他们借着探望的名义闯进去，突然发难，警员们怕伤到孩子不敢硬拼，才让他们得了手，连枪都被抢了。”
他说着，还抹了把脸，也不知是疼的还是“急”的，眼泪混着脸上的血污往下淌，看着竟有几分动容。
“孩子被劫走后，我心里急啊！可再急也不能拿孩子的命赌，我就让人慢慢跟着，不敢逼太紧，谁知道他们跑到高速口，看见我们设了卡，彻底疯了，打方向盘就要往国道车流里冲。”
“那可是早高峰啊！国道上多少车、多少老百姓？他们手里有枪，真冲进去，得撞死多少无辜的人？”
龚永康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痛心疾首”的决绝，“我没办法，才下令让巡特警开车逼停。我知道王阳阳是烈士独子，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百死莫赎！可我穿着这身警服，我得先护着更多老百姓啊！”
说到这里，他猛地抬起头，对着扩音喇叭的方向，声音哽咽却掷地有声：
“赵组长！指挥失误是我的责任，撞车的命令是我下的，所有后果我一力承担！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哪怕判我死刑，给王阳阳同学赔罪，给王鸿哲烈士赔罪，我都认！只求组织上别追究底下警员的责任，他们都是奉命行事……”
一番话说完，现场竟诡异的安静了几秒。
龚永康演得太真了。
满脸的伤是真的，沙哑的声音是真的，“以退为进”的担责姿态更是挑不出毛病。
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两难的抉择者——一边是烈士遗孤，一边是无辜群众，他忍痛选了多数人，还要背负所有骂名。
这哪里是作恶的贪官，分明是忍辱负重的好官。
围观的人群里，已经有人开始动摇了。
“……听他这么说，好像也有点道理？”一个大妈小声嘀咕，“要是真有劫匪抢了枪往国道冲，确实不敢硬拦啊。”
“可那块牌匾呢？他踹碎烈士牌匾也是真的啊！”有人立刻反驳。
“说不定是情急之下没注意？”
议论声渐渐起来了，从最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