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农事兴衰，直接牵动着国运的根基。
而对千千万万老农民而言，土地便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活命之根、血脉所系，故而土地之归属、分配、得失，从来都是王朝治乱最核心的命脉所在。
土地安，则人心定、天下稳。
土地乱，则流民起、社稷倾。
纵观历代兴衰，莫不印证此理。
唐代初立的时候，推行均田制的土地制度，使耕者有其田、无地者安身，百姓勤于耕作，仓廪渐实，这才有有贞观之清明、开元之鼎盛，万国来朝，富庶一方的景象。
明初定鼎，明太祖朱元璋强力裁抑豪强、清丈田亩、惩办兼并，使百姓最终有田可耕、有粮可食，国用充足，民生殷实，天下得以休养生息。
反之，一旦豪强兼并成风，良田尽入权贵巨室之手，贫苦农人无立锥之地，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天下必然动荡。
在原本的历史中，秦亡于资源分配不均，汉倾于豪强兼并，晋毁于奢靡腐朽。
看似各有乱象，但是根由却如出一辙，那就是天下的田产，尽入权贵私门，百姓无立锥之地，终至饥寒交迫、流离失所。
当民生无路、秩序尽毁，纵有无比煌煌的基业，也必在烽烟四起中土崩瓦解，王朝更迭，不过是这千年顽疾反复发作的必然结局。
正因如此，历代举义者，无不以土地为号，收拢人心。
北宋钟相、杨太以“等贵贱，均贫富”为帜，为无地贫民争生路。
明末李自成高举“均田免粮”的大旗，一呼百应，饥民从者如云。
等到了晚清时期，太平军领袖洪秀全颁行《天朝田亩制度》，并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政治理念，直击农人最深切的渴望，将农民对土地的执念，化作席卷半壁江山的滔天巨浪。
由此可见，无论在哪个朝代，百姓对土地的渴望，都刻于骨髓、深于血脉，谁能让耕者有其田，谁便能得民心、安天下。
谁若纵容良田被蚕食、百姓被倾轧，谁便终将自食恶果，覆灭于民心离散之中。
在这个时候，只要出来一位能力很强的精英阶层，就能将这股民心收为己用，最终形成了足可燃烧天下的燎原之火。
而苏哲此次弄出来的《天国田亩制度》，和王羽与王腾父子共同修改研究的《天朝田亩制度》，本质上其实差不多。
而苏哲能够根据王羽提供的政治蓝本，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修改，最终符合黄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