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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是，秦国经过艰苦的战争攻取了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对上党之地形成战略包围，志在必得。
上党守臣冯亭考虑到，上党十七城及大片领土横竖将非韩所有，如果投降赵国，则会争取到赵国对上党的保护，造成韩赵共同抗秦之势，或许有胜秦的可能，
于是致书赵国请降，赵国群臣就是否受降一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孝成王赵丹犹豫不定，召赵胜决断，赵胜表示：“发百万之众，而攻人国，逾年历岁，未得一城。今不费寸兵斗粮，得十七城，此莫大之利，不可失也。”
赵胜坚持提议接受上党的投降，贪图此小利，这样，秦国的军事锋芒立即指向了赵国，秦赵大战的序幕终被拉开，于是有后来的长平之战和邯郸危机。
诚然，秦国渑池之会后的和赵方针只是权宜之策，其吞并列国总战略的实施迟早会引起与赵国的大规模军事冲突，
但赵胜作为赵国的高层决策人，不是尽量地推延这一冲突的爆发时间，利用相对和平的局部环境积极部署防御战略，而是采取错误的方针，引火烧身，使秦赵冲突的时间大大提前。
他为了私人义气而损伤了与秦的关系，为秦国制造了武装侵略的借口，尤其错误的是，他不顾当时的具体情况和后果，贪图眼前利益，接受了上党守将的投降，
在毫无军事准备的情况下就要去争夺和保护秦国的掌中之物，不自觉地把赵国推到了与秦争锋的前沿阵地。
由此可见，赵胜是一个不明战略、大处糊涂的人物，他当时根本听不进反对派赵豹的意见，贪图眼前无故之利，终于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战略性的错误，酿成国家之大祸。
赵胜昧于战略，处理一些具体的政治问题时常常主张不定，临事失措，缺乏一种深思熟虑的自决魄力。
当初他收留了魏齐后，秦王赢稷写信约他来咸阳赴宴，大臣虞卿认为秦人奸诈，主张勿去；
廉颇援引蔺相如完璧归赵之例，认为拒绝前往会使秦国生疑，主张前去赴会；
赵王丹也表态说：“寡人亦以此为秦王美意，不可违也。”
赵胜遂受命西入咸阳。对这样一件关系个人生命安危和国家声誉的问题，他竟然没有自己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