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权的士族，想借着迁都的机会，将现有的体系撕开一道口子，趁机上位，替代甚至是建立新的权利、地位体系，让家族更上一层楼。
因此迁都之议，实际上就是一场权利的游戏而已，是大、中、小士族对现有体系掌控者发起的一场权柄之争罢了。
当然，何彧也明白，在这个时代，士族、世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无法进行消除的。因为一是通讯距离和时间导致的统治地域限制和阶层问题，所以地方士族和世家是这个时代最有效的中、下层统治权利落实的阶级。
二是教育、生产和运输导致的地域性差异问题，这个时代的教育掌握在士族、世家之手，普通人绝大多数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更不知道炎黄子孙、华夏一体的概念，甚至不知道诸子百家，先秦始皇帝华夏定鼎之功，不知道大汉朝廷的工、农、商、税等各种政策；生产主要以土地产出为主，工业上有技术，但全靠人工，没有成规模的工业体系；运输上就更不用说了，道路、治安是第一问题，其次商乃是这个时代的贱业，受到限制非常多，形不成运输体系，导致物资运输成本非常高，
三就是思想问题了，古人并非没有超前的思想，并非没有想摆脱士族、世家而发展的想法，只是触犯现有体系的利益和没有思想基础的百姓无法理解太过超前的思想，导致任何一种想要在这个时代结束这种士族、世家作为统治基石的行为，都将会失败，王莽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历史上那些全村、全庄共富裕，共劳动的乌托邦记载不是最好教材？
所以何彧一开始就在偷偷的建立自己的体系，以利聚集中小士族，为自己所用，甚至以商会形式接管士族、世家土地生产，让这些士族、世家渐渐脱离民众和社会，高高兴兴的坐享其成；诉苦会，思想课，慢慢的建立百姓的思想基础，为士兵、农户、工匠揭开头顶的那层既坚固又脆弱的遮帘，让炎黄子孙、华夏一体的思想觉醒；建立商会，让各种物资能够在城市之间自由流通，更关键是借着建立运输体系，清剿沿途匪患，还能够锻炼新军。
就这样在何彧一番操作下，大汉竟迎来了短暂的安定，各地士族豪强也纷纷偃旗息鼓，一时间还有种政治清明的错觉。
十二月十日的洛阳城，已经落下了几场大雪，城外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