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燃，甚至比整治前还增加许多。慢慢的当地就不整治了。按调查组下去之后，一些人士所讲，“每次打击都是风头一过，所有的监管、检查就成了走过场。”
由此可见，政府监管的缺位，表明了一个现实：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村地区的小作坊、小煤矿、小工厂等基本处于失察和失控的状态；加之一些干部、公职人员的失职渎职，包庇纵容甚至充当黑后台和“保护伞”，使得一些非法窑主得以为所欲为、滥施淫威，曾家辉在调查中了解到，县劳动监察大队检查一个砖窑，发现有一个外地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属于未成年人。检查人员当场罚了砖窑两千块钱，并让窑主支付了少年一千块工钱，然后带走准备送其回家。可是，在离开这个乡的途中，这位少年却被“护送”他的一名劳动监察队员私自送到了自己亲戚开的砖窑，而且把人卖了一个好价钱。
这已经构成玩忽职守与滥用职权罪。
为什么官员会失职渎职，甚至与黑恶势力狼狈为奸？曾家辉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些黑砖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存在，经营多年后，利用地缘、血缘和业缘关系，已经形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经济网、行政网乃至司法网。近年来，尤其是税费改革之后，农村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原有社会结构已经大部分解体，部分乡村社区出现“权力真空”。在这些家族势力、黑恶势力的强势面前，农村的基层治理逐步丧失效力，甚至成为黑恶势力的附庸和其做大做强的“帮凶”。他深切地感受到，在三江省这个现实世界里，劳动力价格的绝对下限，取决于最基本的人权能否得到保障。这决定于政府在其神经末梢能否有效行政，决定于一个社会能否自我维系基本的道德底线。
最为令他痛心的是，在三江省的黑砖窑里，许许多多被奴役的劳工们，最真切地体验到了两者缺失带来的苦难。
在黑山村黑砖窑的调查中，曾家辉离开村子时，一对中年夫妇站在村口拦住了他，这是黑山村本地村民。一年前他在当地一个煤矿打工时受伤，矿主置之不理，他的工资和医药费至今分文未得，“我们比砖窑里的那些人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的事能解决吗？”
他似在问曾家辉，又似在喃喃自语。此时，天空还下着雨，沥沥的雨声中，他的声音几乎难以听闻。但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