诵《诗》《书》却趁夜盗墓，“东方作矣，事之何若？”“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这种激烈的解构主义姿态，实则是对礼崩乐坏现实的绝望反弹，与尼采 “上帝已死” 的现代性批判形成精神呼应。
（二）汉唐经学的制度化诠释
汉代《白虎通义》将礼之本与 “三纲五常” 绑定，提出 “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这种宇宙论化的诠释在河南南阳汉画像石中直观呈现：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图，既象征阴阳和谐，又隐喻 “君为臣纲” 的伦理秩序。但这种制度化也导致礼的异化：东汉末年，陈蕃、李膺等清流名士 “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将礼仪变为沽名钓誉的工具，引发王充在《论衡非韩》中批判：“儒生之徒，皆以长衣大裙、操持案牍为礼，而不知礼之实也。”
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试图调和情与礼。他注释 “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 时指出：“此皆至痛内发，自然如此，非由外饰。” 强调丧礼应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而非礼仪的强制要求。这种回归孔子情感本体论的努力，为宋明理学的 “理一分殊” 埋下伏笔。
（三）宋明理学的哲学化建构
程朱理学将礼之本抽象为 “理”，提出 “礼者，天理之节文”。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诠释 “克己复礼”：“己，谓身之私欲也；礼，谓天理之节文也。” 这种将礼本体化的思路，在江西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中具象化：“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被列为 “五教之目”，要求学子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但这种 “以理制情” 的倾向，在明代演变为 “存天理，灭人欲” 的极端，引发李贽 “童心说” 的激烈批判。
陆王心学则回归情感本体。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礼不是天理，却是天理之发见处。” 他以 “南镇观花” 为例阐释：“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强调礼之本在于主体的情感觉知。这种 “心即礼本” 的观点，在晚明士大夫的生活实践中表现为：袁宏道主张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将茶道、插花等生活仪式转化为情感表达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