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一百多人！这三千多人里，真正的生产一线工人，我估计不到一千人。光是总厂和各分厂设置的销售科、办事处，后勤、工会、团委、爱卫会、计生办、妇联林林总总加起来，就养了超过七百人！可现在我们的酒，绝大部分是通过东投集团的渠道销售的，你们自建的这支销售队伍，实际上……事倍功半，甚至很多时候是在‘吃空饷’！”
他的声音提高了些：“您算算，一个人一个月平均工资、奖金、劳保，按三百块算，不多吧？三千多人，一个月就是将近一百万！一年就是一千二百万！这还只是最直接的人工成本！朝阳，算下来一分账，你们啊基本就是赚了个吆喝！”
孙向东的这笔账，算得简单，但很冷酷，却也算到了根子上。我看向县委常委、副县长苗东方，他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苗县长，”我的声音平静，却带着压力，“曹河酒厂什么时候……进了这么多人？我印象里，八七、八八年我来考察的时候，全厂职工好像还不到一千人。这几年功夫，怎么膨胀到了三千多人？这些新增的人员，都是怎么进来的？有没有经过严格的劳动计划和岗位核定？”
苗东方显然没料到调研会突然转向如此尖锐的人事和成本问题，他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挠了挠头，习惯性地用起了基层干部面对棘手问题时的“缓冲话术”。
“李书记，这个……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是历史遗留问题，不太好解决啊。这里面很多人，都是咱们县里……一些老领导、老同志的家属子女，或者通过各种关系安排进来的。”
邓文东也是老曹河人，对酒厂的情况也是知道的，就道：“书记啊，当初酒厂效益好的时候，大家都想往里挤，厂里也有压力，口子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虽然现在多数都是合同工，但合同签了，也不好随便清退，牵扯面太广，涉及一两千个家庭，稳定压力……非常大。”
邓文东话里的潜台词很明确：这不是简单的经营问题，这是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动这里的人，等于动了一张巨大而敏感的关系网，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社会稳定问题。”
我心里此刻快速衡量，看来曹河酒厂的问题比棉纺厂严重复杂的多，如果在现场没经过慎重考虑就做决断，那太过武断，就道：“向东，云飞，包括这个文东同志和东方同志，咱们试探性的讨论下啊，如果……我是说如果，县委下定决心，要推动曹河酒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