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洪县委书记的消息已经传开，在这个敏感时刻，我如果再去市里找哪位领导反映交通局拨款迟缓的问题，很容易被解读为对新书记有意见，或者是在故意给丁洪涛难堪。这种授人以柄的事，绝不能做。
这时，刘超英也端着杯子走过来坐下。他和工业园区的彭凯歌主任是远房亲戚，平时关系不错，自然也没少听彭凯歌倒苦水。他听着马明瑞的抱怨，忍不住插话，语气带着明显的不平：“朝阳啊，这事明摆着嘛！咱们丁书记这是想等着自己过来之后，亲手把这笔钱带下来，当‘见面礼’呢！可这钱明明是朝阳县长你费了老大劲，从省厅协调下来的。咱们丁书记人还没到，就先卡着咱们县的脖子，这……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有点不够意思了吧？”
刘超英资历老，话也说得冲。我看了他一眼，示意他注意分寸：“超英，别瞎说！丁局长在市局工作，自有全市的通盘考虑嘛。资金调度有个程序嘛，我们要理解市局的难处。”我这话既是批评刘超英，也是说给在场的其他人听，必须维持班子表面的团结，不能自乱阵脚。
但我心里何尝不窝火？丁洪涛这一手，看似是工作程序问题，实则是对东洪现有班子，特别是对我的一种微妙试探和压制。他要在到任前，就先让大家明白，谁才真正掌握着资源的分配权。
马明瑞叹了口气，闷头扒饭。刘超英也意识到自己失言，讪讪地喝了口茶。包间里的气氛一时有些沉闷。我知道，这个问题回避不了，必须给同志们一个交代，也要稳住军心。
我放下筷子，声音平和说道：“明瑞县长，园区道路的事，急也急不来。这样，你让彭主任再细致地做一份预算和工期倒排表，把各个环节、各个时间节点的资金需求都精确核算出来。钱在账上我们就不怕，县里财政先挪一笔钱出来。当前，你们交通局和园区管委会要做的，是先把前期工作做扎实，把施工队伍组织好，不能因为资金暂时没到，就放任工作停摆。”
刘进京放下筷子，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过来人的感慨：“说起老丁，洪涛同志啊，有些工作方法确实值得商榷。当年他在光明区分管交通的时候，东光公路为什么迟迟动不了工？根子就在于他丁区长，提出了一个让我们很难接受的条件——要求我们东洪县出劳力要到他们光明区的地界上去修路。这等于让我们贴人贴地嘛。”
常务副县长曹伟兵话也放开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