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辈分的大佬，自己又不管工业经济，自然不好与刘超英说硬话。曹伟兵笑着道：“刘常务啊，我这不是担心咱们承诺分流，最后落实不了，不是更大的不稳定因素？……”
两位副县长的争论，围绕着“分流”与“清退追责”两条路径争了几句之后。会议室内气氛更加紧张，其他部门负责人噤若寒蝉，目光在我、刘超英、曹伟兵之间来回逡巡。李勃更是把头埋得更低，恨不得钻进桌子底下。
焦杨作为组织部长，一直冷静地听着，此刻眉头微蹙。田嘉明则面无表情，但眼神锐利地扫过争论的双方和惶恐的李勃。田利民则是一脸苦涩，作为石油公司的当家人，无论哪种方案，最终压力都会传导到他这里。
一众领导谈论了半个小时后，也没形成一个一致的意见。眼看争论有陷入僵局的趋势，我轻轻咳嗽了一声。
声音不大，却像敲响了上课铃。刘超英和曹伟兵立刻停止了讨论，目光转向我。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落针可闻。
我放下手中的笔，目光缓缓扫过在座的每一位干部，最后停留在那份厚厚的“安置费”诉求汇总表上。我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定海神针般的沉稳力量，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
“好了，同志们。超英同志和伟兵同志的意见，都有道理，也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稳定划转，稳妥清退。这八个字，是县委定下的总基调。”
我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水，仿佛在给所有人一个整理思绪的缓冲，也让自己的话语更具分量。
“关于这124位没有来源单位的同志，”我放下茶杯，目光变得深邃而务实，“我认为，需要区分情况，分类施策，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被情绪裹挟。”
“第一，尊重历史，承认事实。”我的目光扫过李勃，李勃的身体明显一僵，但我的话语并没有立刻追责的意味，“石油公司人员超编、管理混乱的问题，由来已久，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管理模式下积累形成的。这里面有体制的原因，有监管的漏洞，也有个人钻营的因素。把板子全部打在某一个人、某一个部门身上，既不客观，也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我们要正视这个历史包袱的形成有其复杂性。”
李勃紧绷的神经似乎松弛了一丝，但依旧不敢抬头。
“第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我话锋一转，带着明确的政策导向，“对于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