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不列颠的民众一样，懂得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我看来，因为这点事情便发生全国暴动简直不可思议，沙皇要是真的可以独断专行，怎么会连个土豆都推广不下去？”
亚瑟听到这里，忽然眼前一亮，他貌似找到了切入点。
亚瑟开口道：“关于这一点，我也许可以解答，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主攻过俄国史方向。”
“嗯？”达拉莫伯爵问道：“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亚瑟笑着回道：“您说的自然是对的，但是报纸上说的也不是全错。俄国的民众既可以是报纸上说的那么顺从，也可以像是不列颠的民众那样懂得争取自由。而顺从与自由的差别，主要在于他们对自身义务和权利的界定。在俄国人的观念里，他们对合理缴税和服兵役的认同度很高。
比如说有两种税，在俄国就很容易征收。一种是养兵的税，另外一种则是赎金。因为在俄国的历史上，他们常年对外打仗，而且经常遭受鞑靼汗国、克里米亚汗国等游牧部落的袭击，所以俄国人经常有被抓走贩卖的可能性。
正因为如此，在俄国人世世代代的观念里，缴纳军费和凑赎金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普通家庭通常掏不出高昂的赎金，所以沙皇的政府还得对他们提供赎金补助。在16到18世纪，俄国政府每年的赎金支出最高能占到全年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所以，俄国农民有时候还会将沙皇称作‘小爸爸’。
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俄国农民都是毋庸置疑的君主主义者，当之无愧的保皇党人。在俄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他们将沙皇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是由上帝创造的用来管理农民、关照农民的全俄罗斯的家长。他们无法想象除了沙皇之外的任何其他世俗权威，并且会习惯性的把所有的好都加在沙皇身上，把所有的坏都归咎于上帝的意志或是地主和官员身上。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有许多俄国农民都相信沙皇认识他们，如果他们去敲冬宫的大门，就会得到最热情的接待，他们的苦楚不仅会被沙皇聆听而且会被他理解，即便是最微小的细节都会。正是由于这种家长制的观念，农民对自己的君主感到亲切，而这种十足的亲切感在不列颠或法兰西是极少存在的。
我在大学里读到的一本历史记录就谈到，当年法兰西驻俄大使德·塞古尔伯爵陪同叶卡捷琳娜二世一同在俄罗斯旅行时，就惊讶地发现，当地普通的乡村居民在与女皇交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