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其他外国语的训练。
后者是儿童在读完小学后进入的一种九年制学校，毕业后可直接升入大学。这种学校受到洪堡极大的关注，他要求废除陈旧的、缺乏生气的、着重模仿与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的独立钻研精神，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亚瑟说到这儿话音为之一顿，他发现台下教授们看他的眼神仿佛都不一样了。
从最开始的质疑，到忽然的惊诧，再到慢慢接受，并认真聆听他的讲话。
由此可见，下工夫调研确实能赢得专业人士的尊重。
亚瑟接着说道：“虽然从短期来看，普鲁士的这种教育体制暂时还没有收获足够亮眼的效果。三十年过去了，但是普鲁士在工业和经济方面都还不能与不列颠和法兰西相提并论。
但是我们也必须得注意到，如果纵向对比就可以发现，相较于三十年前，普鲁士的官员、政客大多受到了更高等级的教育，而他们的学者在学术领域的进步更是令人咋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洪堡的教育改革是正确的。
而洪堡在大学层面的教育改革，则主要落在了‘学术自由’和‘教育与研究相结合’两点上。相较于培养职业工人和初级办事员的中学教育，大学的培养目标不是创造社会大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也不是培养致力于某项职业的人，而是培养一个真正的‘人’。
在这一点上，哥廷根大学做的向来很好，更是当时洪堡眼中的德意志大学的标杆。在我来到德意志的这一周多时间中，我已经充分见识到了哥廷根学生的多样性。其中既有在邦联议会上提出要加强对大学控制的奥地利首相，也有在啤酒馆里反对学长决定的学弟们，还有对这一切漠不关心只喜欢遛狗的中间派代表……”
教授们听到这里，一个个都忍不住笑出了声：“我们确实很注重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但是具体他们会成为什么人，那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
亚瑟也笑着点头道：“在校园中维持物种的多样性绝对是有必要的，因为这说明了哥廷根大学的生态环境非常好。”
雅各布·格林打趣道：“那和伦敦大学比呢？”
亚瑟沉吟了一下，他若有所思的回答道：“虽然我不愿意这么说自己的母校，但是伦敦大学的生态环境可能有些好过头了，以致于地上都在长香蕉。”
威廉·格林笑着问道：“所以，您是打算把我们改的和伦敦大学一样吗？”
“那倒没